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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台联会长郑建闽：为台胞谋福祉，为两岸谋发展，为祖国谋统一******

　　中新社北京12月15日电题：全国台联会长郑建闽：为台胞谋福祉，为两岸谋发展，为祖国谋统一

　　作者朱贺

　　“我和新一届理事会将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继承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乡情亲情优势，为台胞谋福祉，为两岸谋发展，为祖国谋统一。”14日，新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闽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第十一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当天闭幕。会议期间召开了全国台联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42人组成的全国台联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郑建闽当选会长。

　　成立于1981年的全国台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台湾同胞的桥梁和纽带。

　　郑建闽说，全国台联成立4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台联人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广泛联谊、服务、团结台胞乡亲，励精图治、接续奋斗，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贡献智慧力量，“是充满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台胞之家’”。

　　“我长期在福建工作。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在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中承担着特有的历史使命。”郑建闽从2012年起担任台盟福建省委会主委，现又肩负起全国台联会长的重任，他说，“能够为促进祖国统一竭智尽力，是我一生的光荣与责任。”

　　郑建闽表示，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出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目标要求，阐明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立场、重要举措，划出红线底线，展现反对外来干涉和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定决心，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必胜信心，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不变初心，“是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谈及未来五年的工作，郑建闽指出，全国台联将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锚定使命任务，找准性质定位，发挥特点优势，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把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把广大台湾同胞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持续不断地交朋友、建渠道、搭平台、促合作，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广泛汇聚促进祖国统一的强大正能量，积极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说起两岸关系的未来，郑建闽满怀信心和期待。他表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他呼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矢志坚守追求统一、支持统一、捍卫统一的民族大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感谢居住在祖国大陆台胞乡亲的信任和重托，选举我担任全国台联会长，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郑建闽表示，全国台联新一届理事会将进一步发挥“台胞之家”乡情亲情优势，携手广大台胞乡亲，为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